摘要：细读《论语》，我们就会发现，孔子是一位具有多彩多姿性格的人，有时还很可爱。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能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里产生重要影响，当然是源于它博大精深的思想，但与孔子本人的人格魅力也有莫大的关系。
关键词：学者；智者；仁者；通者；人格魅力
孔门弟子亲眼目睹了孔子的人格魅力，并为其所吸引。《论语·述而》称：“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i]这是对孔子人格的一种轮廓式的描述。颜渊对孔子更是赞佩不已：“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
即使站在今人的立场上，孔子在很多地方同样让人赞赏。
一、孜孜不倦的学者
孔子是自学成才的典范，勤奋不倦的学习是贯穿孔子一生的主题。正是通过刻苦的学习，孔子才掌握了渊博的知识，并授徒讲学，成为一位大教育家、大思想家。
孔子自己承认：“吾十又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正是通过学习的积累，在不断的学习中，孔子一步步得到提高，从而达到了“从心所欲”的境界。孔子学习如饥似渴，不断的寻找机会充实自己，“入太庙，每事问”（《论语·乡党》）。孔子认为学习要有正确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孔子以学习为乐，并对学习有很深的体会。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论语·学而》）还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论语·述而》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对这一事件，《史记·孔子世家》所记略有不同：“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太史公多了“学之”两字。综合这两段记述可以看出，孔子在齐国与太师讨论音乐，欣赏了《韶》音之后被其所吸引，然后孜孜不倦的学习，以致“三月不知肉味”，从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这正符合孔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的精神。孔子对学习要求极其严格，“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他常常担心自己的学习不进则退，因此时时策勉自己。孔子好学，而对外界要求不高，“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孔子把学习作为终身的事业，在学习上不断修养自己，他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孔子极力赞赏勤勉好学、 心无旁骛的人。他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论语·泰伯》）
孔子同样教导自己的儿子孔鲤好好学习，特别要学习《诗》、《礼》。陈亢以为孔子对自己的儿子孔鲤可能有私心 ，或许暗里传授一些成才的“秘诀”给他。他一问孔鲤才知，孔子除了叮嘱他好好学习以外并没说什么（《论语·季氏》）。可见，孔子把好学的精神也传给了自己的后代。
孔子满有信心的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孔子以学为乐、以学为荣的精神一望便知。
对于孔子学习的最终目的，有人有过比较好的论述：“孔子注意学习传统文化，其目的并不仅在学习一些知识，而是通过学习来认识生命的意义，端正人生的态度，成就伟大的人格。因此，那种将孔子视为守旧主义者的观点，是颇值得商榷的。”[ii]
二、知人论世的智者
孔子看人不从片面出发，而是详细的考察一个人，作出综合评价。因此，孔子能看到一个人的不足，同样也能看到一个人的长处，不把人一棍子打死。所以，孔子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很恰当。孔子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其中，最典型的是孔子对管仲的评价。
孔子曾不满的说：“管仲之器小哉！”并批评他不节俭、不知礼，批评的分量是很重的（《论语·八佾》）。但当子路认为管仲不仁时（因为管仲未死公子纠之难，反而做了纠的政敌公子小白的相），孔子极力为管仲辩诬，认为管仲有仁的一面。并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莫之知也。”（《论语·宪问》）既有批评，又有赞美，可见孔子知人论世的视界是开阔的，眼光是较高的。在对管仲的评价上，孔子也批评了无条件忠君不知变通的行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据此可以知道，孔子看问题不是从一家一姓的兴亡为出发点的，他看得更远，注意到了从大局利益考察问题。
颜渊是孔子非常欣赏的学生，孔子曾多次褒扬他。但孔子也指出：“回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孔子还自信的说“：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孔子对自己的“仁学”不但有坚强的信念，甚至可以为此献出生命也再所不惜，“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与孟子“舍生取义”的思想正相对照。虽然孔子没有亲眼看到自己的主张变为现实 ，有时还很落魄，但在他身后有一大批人继续发扬光大他的学说，使他的学说在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他的这种思想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的士人，使他们怀着极大的责任感积极服务于社会，为中国的治平与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孔子“仁”的学说对中国士人学有所用、积极用世的思想影响是深远的。
基于以上原因，杨伯峻才说：“在春秋时代，除郑国子产等几位世卿有心救世外，本人原在下层地位，而有心救世的，像战国时许多人物一般，或许不见得没有，但却没有一人能和孔子相比，这从所有流传下来的历史资料可以肯定。”[viii]
有论者指出，孔子一心想着入仕，没有官做就惶惶不可终日。孔子入仕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只把入仕作为一种手段，而不是作为一种目的，他的最终目的是兼善天下，在这一点上他是没有私心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要求他积极入仕而有什么苛责，况且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比较可能实行的方法。
四、乐天知命的通者
孔子一生不得志。早年奔波于列国，尝尽辛苦，晚年退而修书讲学。虽然孔子不得志，所历艰难，但孔子不畏惧，不逃避，以一种达观的态度对待人生。在乐天知命、通达自得上孔子并不比老庄差。“孔颜乐处”是对这种处世态度的概括。
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句话是对颜回的肯定，实际上也是孔子自己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正所谓“夫子自道”。孔子还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若浮云。”（《论语·述而》）这种淡泊明志、宁静自得的精神支持了孔子，使他能在各种厄难中站住脚，努力追求着自己的人生境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正因为对事情看得比较开，所以当在陈、蔡被围时，子路已经不耐烦了，而孔子却可以“讲诵弦歌不绝”。[ix]
在一次弟子们的言志中，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后，喟然叹曰：“吾与点（曾皙）也！”（《论语·先进》）这种诗化生活触动了孔子的心弦，并深深为之向往，但又被诸事阻绊，因此才有“喟然”一叹。
孔子有时也开开玩笑，露出了幽默、可爱的一面。一次孔子到了他的学生子游主管的武城，听到了弦歌之声。夫子莞尔一笑，曰：“割鸡焉用牛刀？”（意思是：治理小小的武城还用得着行礼乐教化吗？）子游对曰：“昔者言偃（子游）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子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从这种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性格中很本色的一面，特别是“莞尔”一词，让人想见孔子和子游开玩笑的情态。
孔子对现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知道自己的主张可能得不到时人的认同，在积极用世的同时，也有“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这样实际的思想出现。所以说，孔子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做事，但也顾及到了实际情况，他不是不知变通的人，否则他晚年也不会回到鲁国去修书教学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可以说影响了以后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观点。孔子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态度是达观的。“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x]面对郑人的揶揄，孔子不但没有生气，而且还非常高兴，因为“丧家之狗”正道出了孔子奔波列国的辛酸，孔子可以借此以解嘲，也表明孔子不怨天尤人的达观态度。因此，孔子“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xi] 钱穆说：“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xii]、“孔子讲人生，常是直指人心而言。由人心显而为世道，这是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亦可说是中国人的宗教。”[xiii]随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郭店楚简新材料的发现，我们越来越清楚的看到孔子乐天知命思想的发展情况。马王堆汉墓帛书发现了属于易学系统的《要》、《系辞》、《易之义》、《二三子问》等文章，证明孔子晚年曾经非常重视易学的研究。[xiv]换句话说，孔子晚年更多的重视形上学的思考，因为易学是打通天道的。马王堆帛书中还有一《五行篇》的文章，是孔子关于人的身心修养的言论，探讨人心与外物的关系，其中有语云：“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心曰［唯，莫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