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媒体多次曝光了游客与导游间的冲突，从“珠海导游不买保健烟便骂游客是穷光蛋”，到“恶女珍事件”，从“丽江导游手持砖头追打游客”到“地震后导游带游客二进东京只为购物”，社会对于导游的非议愈演愈烈。道德与生存似乎成了很多导游每天都要面临的选择，一时间，在很多游客心里，导游成了“黑心”的代名词。导游的职业声望似乎已经达到这个职业诞生以来的最低点。
媒体的报道是社会舆论走向的风向标
职业声望是指社会对于一个职业的评价，它的高低不是单一因素可以衡量的，需要多个因素共同补充、综合判断，主要的衡量指标有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情况、职业风险、工作的付出程度、职业的重要性以及受尊重受信任的程度等。
“现在导游的职业声望很低，换句话就是说社会对导游这个职业的信任度很低，这跟媒体报道的一些旅游欺诈案例有关。”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雷洪认为，媒体的报道是社会舆论走向的风向标，会直接导致社会对于一个群体的判断，比如学术造假案的发生就直接导致了老师和教授的公信力下降，导游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应该客观理性地去看待问题，不要因为偶然的个人事件就否认整个群体。社会学理论认为，人们对于生活中的事情很容易产生不满的情绪，而不满的情绪如果没有经过正确的排解，在传播的过程中容易被放大。”雷洪说。
无论是从导游“照照”的辛酸诉说（见本报3月25日《如果要结婚绝不说我是导游》）还是旅行社负责人马识途的无奈与坚持中（见本报4月1日《当他们带着怨恨和不满离开岗位》），我们都不难看出一个现实：一些人在接受了他人传播的对于旅游行业某个人或者团体的负面感受后，很容易自行将其放大成为对整个导游群体甚至是旅游行业的诟病，从而对导游产生不信任。
“其实，这种社会的不信任并不只是发生在导游行业，这是一个全体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说。现在是社会产生了信任危机，“社会生病了，所以人们对于社会的信任度就降低了，那么对于职业的信任度也必然高不到哪里去，这不仅仅是导游一种职业的问题。只有当社会风气变好了，人们对于社会的信任度有所提高，才会对各种职业产生信任感，那么各种职业的声望才会有所提高。”
导游入门门槛与市场对导游要求相去甚远
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近期曾表示，当前制约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大瓶颈，是旅游业的从业人员素质远远跟不上旅游发展的需求。而很多旅行社负责人也认为，虽然现在业界有导游证的人很多，但是人才荒依然存在，适合的人很难找。
如今，“生态游”、“文化游”、“休闲游”等各种新的旅游形式正在不断兴起，相应的，导游的工作内容也在不断地被细分。张建融和詹兆宗在《我国导游从业及薪酬、保障制度研究》一书中指出，与普通的旅游相比，新时期的导游将要提供更多的与传统内容不相干的服务，在工作领域上进行创新，这就意味着导游在被要求应该拥有广泛的知识水平、出众的口才能力以及组织能力的基础上，还要培养一定的“职业群”，要具有相关专业知识。但是，现行《导游人员管理条例》显示，初级导游证的申报获取条件是：具有高级中学、中等专业学校或者以上学历，具有适应导游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语言表达能力的身体健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条例对导游入门的门槛要求之低与现实市场对导游要求之高相去甚远。
导游行业出现的问题与行业规范不够有关
社会是人与人相互作用的产物，如果一个人自律了守规则了却吃亏了，而别人没有自律不守规则占了便宜，久而久之，大家就都不会自律了。有关专家认为，导游行业出现的问题，很可能是因为行业在规范方面不严谨。比如学术造假，因为在学术的考核上是有着非常明晰的条款和严谨的规范，所以可能几百个学者里面才出一两个，但是导游大幅度地出现旅游欺诈现象，这可能就是行业的潜规则。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行业自身去做出努力，这不是单个导游的问题，有时候，行业的约束往往比法律的约束更重要。
周孝正认为，“人与社会是因果关系，我们受到社会的影响，必然不能够‘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混浊唯我独清’。人才人才，应该是先做人，再讲才。因此，应该要培养负责任的人，一个能决定自己的行为，一个有良知的人，而不是把教会专业知识作为首要任务，因为专业知识是可以在工作中学会的，但是良知需要被教育，这才是立足之本。”
